在多边规则基础上重塑中美经贸关系

鉴于上述形势和可能前景的分析，中国不能对美方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敢于斗争，同时善于斗争。在斗争的同时，积极争取一切可能的合作。

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轨，中美双方需要一个共同基础，一个共同利益。这个共同基础就是联合国宪章和WTO规则体系。如果双方都认可这个基础，双边经贸关系的改善就有了较大保障。

（一）在联合国宪章规范下，实现中美和平共处。

习主席1月25日在达沃斯论坛致辞中指出：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各国应该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促进各国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动力。

没有政治前提，经贸关系很难得到正确处理和解决。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是美方能不能和不同社会制度的中国和平共处。中美恢复对话的第一个主题应该是，两国都承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承认中美两国主权平等并在此基础上和平共处。具体包括：第一，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美方承认中国实行何种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均属中国主权范围。美方承认台湾、香港、新疆、西藏均属中国领土一部分，承认中国中央政府有权对这些地区实行主权，美方不予干涉。第二，互不侵犯。双方均承认对方领土、领空和领海，非经对方许可，不得武装进入，不得发动武装挑衅。第三，互不干涉内政。美方承认台湾事务、香港国安法、新疆维吾尔族事务和西藏事务均属中国内政，美方不予干涉。中美双方都方承认产业政策、经济科技发展属于各国内政，在不违反WTO非歧视原则下，予以尊重。第四，平等互利。双方以对等身份处理经贸问题，不单方面采取限制行动；在经贸关系中实现互利。第五，和平共处。

如果中美双方能够在这方面取得共识并予以遵守，美方尽管在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对立，但不能干涉中国内政，打压中国也失去了前提。从而双方有可能保持对话，陈述关切但管控分歧。这对双边关系的稳定十分重要。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经贸合作。这需要双方领导人共同努力。

（二）重回全球自由贸易多边体系，在WTO规则基础上梳理两国经贸问题。

拜登政府强调在经济问题上对抗中国，从体制上进行根本性改变。这句话同样适用中国处理对美经贸问题。即中美经贸矛盾应在规则基础上厘清、解决或管控。但这个规则基础是WTO规则体系，或符合WTO三大原则的约束双方的具体规则，并不是美国国内规则，也不是美国和某些国家联合制定的规则。因为规则必须是WTO164个成员共同制定。如果双方都接受以WTO规则体系为依据，则中美之间发生和加剧的关税、科技、投资、安全等问题均可以找到共同标准和解决方案。

（三） 根据WTO有关规则，中美谈判并解决以下问题：

1. 单边关税。美方单边关税违反WTO规则，因此非法，应予取消。

2. 国家安全例外和网络安全。关贸总协定及其承袭WTO规则体系，规定了国家安全例外，但不够细致，容易被一些国家随意解读和滥用。因此，中美应在WTO框架下，首先严格按照现有规定，审查美方对华为、5G的禁止和将中国600家公司和机构（包括大学）列入实体清单,对中国公司的投资限制和上市限制是否符合WTO相关规定。如没有WTO规则依据，应予取消。为了进一步细化国家安全适用范围和条件，建议总理事会发起国家安全适用谈判，最好是164个成员全部参加，并作为WTO改革的一部分。作为第一步，可以诸边化，由部分成员参加。最终达成关于国家安全使用范围和条件的协定。中美双方予以遵守。与此同时，中美进行双边谈判并签署某种协议，但以WTO多边或诸边谈判结果为最后依据。

关于网络安全，中美应在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取得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谈判细化，并签署协定。中美还应加入有关网络安全的国际协定。这样，双方采取的措施都以国际规则和协定为依据，避免单方面采取与之不符的政策和行动。

3. 根据WTO规则重新审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特别是其中中国两年内增购2000亿美元产品和服务是否符合WTO非歧视原则。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由于实施这一协议，中国从美国进口比上年增长10.1%，但从全球其他地区进口下降1.7%，因此需要审查是否依靠牺牲从其他地区的进口来增加从美国进口，是否违反了WTO非歧视原则。如果违反，则需要改变。

同时，结合第一年从美增购实绩看，增购指标是否超出了中国的实际需要，应磋商是否进行必要调整，取消数量指标，改为市场决定。

作为平衡，中方检查是否实现了所承诺的扩大市场准入和公平待遇，并承诺在这方面迈出更大步伐。

中美应当商谈更大范围的扩大双向贸易协议，并包含预期性目标，但不宜规定硬性指标，因为具体实绩应由市场决定。

(四）依据WTO规则审查和解决贸易体制问题。

拜登政府的中心要求，是对中国进行全面的体制性改变。这应以WTO相关规则为依据，同时审查中美双方。可以审查中国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补贴、国企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有无不符合WTO相关规则。同时也衡量一下美国自己还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过去几年来，美国动用政府力量随意干预市场竞争，随意封杀中国企业在市场竞争，大量采用关税手段保护特定产业，因此政府已经不是竞争中立。美国政府对农产品的补贴，构成最大的市场扭曲。美墨加协定规定，到2023年，北美贸易的汽车产品中，必须有40%在时工资超过16美元的地区生产。显然这是计划经济行为，不是市场经济。美国也制定了6G计划，并对许多新能源项目进行补贴。因此，两国按同一种WTO规则同等审查各自贸易体制，看看有哪些不符WTO相关规则，或不符合WTO非歧视原则，在此基础上商定一个清单，共同努力改变。

双方尤其需要依据WTO相关规则和非歧视原则，就产业政策进行对话。

（五）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在多边规则基础上，中美两国对双边经贸制定体制性、全面性规则安排的现实途径是完成奥巴马时期业已完成大部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经过四年的搁置和特朗普政府时期四年来的变化和新问题，双边应尽快恢复谈判，更新内容，充分回应双方的各项基本关切。美国当然可以与欧洲盟友商量对华对策，但更重要的是踏踏实实坐下来与中国谈，因为欧盟已经跟中国谈过并达成协议了。既然过去通过中美双方政府和商界的共同努力，谈判已经取得这么大的进展，我们完全有理由完成它。一旦完成谈判并签署协议，将是中美经贸关系史上一个里程碑。

（六）中美商定若干可以双赢的大项目

2017年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双方达成的2530亿美元大单中，有些已经中断。应当逐步恢复，并寻求更多大项目。中国企业投资阿拉斯加北坡天然气田等项目应当重启。双方可以商定，中国企业投资美国铁锈地带钢铁、有色金属、汽车等产业，参与投资老厂改造，增加当地就业，并将产品销往中国和世界其他市场。中美双方企业可以在第三市场进行多方位合作，包括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的分包、融资等合作。在大项目的多方面合作中，逐步增加信任，增加美国当地民众支持，从而减少不信任。

只要中美双方政府、商界和民众都共同努力，既从战略上处理好双边关系，又脚踏实地争取一切可能的合作；在联合国宪章和WTO规则体系基础上，通过对话和谈判，并通过扎扎实实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完全有可能迈出艰难的一步，重塑两国经贸关系，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给世界带来稳定和发展的新契机。